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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证了徐州博物馆藏的幽冥钟与《重修幽冥钟碑记》。作者认为，幽冥钟所刻铭文蕴含了清代社会思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诸多信息；而《重修幽冥钟碑记》则阐述了幽冥钟所处地理位置的变化及其与当时徐州法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佛教文化中地藏信仰的涵义。此两件文物为了解和研究清代徐州社会状况了较为重要的。陕北地区地处黄河河套之南，北临鄂尔多斯高原，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岭与甘肃、宁夏接壤，南接关中盆地。该地区目前经过发掘的仰韶文化遗存均属于仰韶后期文化阶段。本文根据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地理环境特征将其划分为三个小区，在小区分期的基础上将陕北地区仰韶后期文化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从日常生活器类来看，受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海生不浪类型影响明显，但居址和葬俗与甘肃东部地区阳坬类遗存相似；第二阶段秃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内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类型强烈影响，无定河流域虽仍受到甘肃东部等地区的影响，但在前期基础上有所发展；第三阶段无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现，关中地区的影响也到达无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荥阳市博物馆在荥阳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阳坡发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为晚唐秀才卢珰。卢珰墓为长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形制较小。出土有陶塔罐盖、陶饼、白瓷碗、白瓷执壶、铜钥、铁尺、骨梳、风字砚、墓志。随葬品虽不甚丰富，却十分精致，与卢珰出身名门但家境一般的境况契合。根据墓志的记载，卢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父亲均为唐朝员，其外祖父为太傅，身份尤为显赫，然此四人未见载于史书，故墓志可补史书之缺。卢珰为范阳卢氏之后，其外祖父家为赵郡李氏，范阳卢氏与赵郡李氏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对研究唐代世族有着重要价值。卢珰墓未经盗扰，保存较好，出土器物时代明确，为郑州地区晚唐墓葬断代了标尺。新郑市赵庄墓葬区是郑韩故城周边一处东周大型公共墓地，墓葬时代涵盖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形制及随葬遗物体现了郑人的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沈周与北京文群体的交往，是关于沈周其人其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明中期文坛 并积级参与绘画品评的李东阳，是北京文群体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与沈周往来颇多。本文从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入手，结合存世绘画作品与文献记录，考察交往的建立与收藏途径、题跋与品评、鉴藏行为与沈周绘画的互动等细节，试图厘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群体对沈周及其绘画的态度。本文得出结论如下：沈周与北京文群体的交往，有赖于苏州籍北京文的促成，书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绘画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需求，与北京文的持续关注和频繁的鉴藏活动相关。北京文的鉴藏行为，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影响，而沈周在绘画主题与风格上的选择，也积极地回应并参与到了北京文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之中。李孜、宋氏墓志1983年出土于河南省沁阳市王召乡李大人庄，分别刻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和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现藏沁阳市博物馆。李孜生于永乐五年(147年)，卒于弘治元年。历锦衣卫经历、马邑令、 县丞。后因其子为获封部武选主事、武库员外郎。其宋氏生于永乐二年(144年)，卒于成化 (1485年)。初因夫君为获封孺人，又因其子为获封安人，进封宜人。其子李鉴天顺六年(1462年)中举，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及第，初授正六品部武选主事，后晋从五品武库员外郎。成化 ，正五品武库郎中。后又晋为正四品太仆寺少卿。李大人庄因李鉴为而得名。本文通过对两方墓志的研究，考证了李孜夫的生平及李孜的为理念。志文部分内容可对方志、史书纠误、印证和补充。志文所涉张睿、沈固、焦芳、李东阳等均为明代中期重臣，对研究其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氏墓志的书丹者为明代大书法家姜立纲，足见其价值非常，弥足珍贵。本文主要依据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形制、石刻画像利用率的高低、画像内容的类别题材、配置组合、雕刻技法等几个方面，与本地区有纪年的及其他画像进行比较分析，对该墓的年代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和推测。僧渊造像碑，为北周高僧僧渊所造，早年发现于陕州宝轮寺，是河南仅存的几件北周造像之一，且有确切纪年，是研究北周佛教的发展和建德法难的重要实物。本文对其雕刻内容、造像题材以及艺术风格进行考察和研究。1年在洛阳市红山乡工业园区发掘了一座唐代墓葬，墓主人是唐慎州司仓窦州潭峨县丞张文俱。墓内发现有明确纪年墓志一合，填补了洛阳地区以往发掘唐墓无唐代早期纪年墓的空缺，为研究唐代墓葬断代分期了新的确切标尺。该墓出土1件"八星拱月"三彩盘，打破了以往人们普遍认为"唐三彩"是盛唐时期才出现的论断。东魏嵩阳寺造像碑上雕刻的八十八佛和六方佛造像题材在石窟造像中不多见，是当时石窟造像题材的充实和丰富。尤其是造像铭中记载的有关嵩阳寺的创建和发展，可补史书之阙，为研究嵩山寺院建筑了宝贵的实物。天津博物馆收藏的"新建养院碑"记录了近代天津西式机构—"总督"(俗称马大夫)的建设过程。作为重要的物证和史料，该碑虽然简单记载了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在天津行医和参与建立"总督"的事迹，但是碑文主要内容却是歌颂李鸿章在建设过程中的作用。马根济与该院关系到底如何?本文将结合天津博物馆藏有关文物和文献，探究以马根济为代表的伦敦会医学传教士是如何通过影响李鸿章等社会上层人物，促进天津西式机构建设的起步和不断发展的。